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逃脱失败的经历。寒假励志冬令营指出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·伯格曼被世界公认是对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，同样也有失败的记忆。
读《伯格曼论电影》，书中谈到这样一件事：1947年，电影《开往印度的船》杀青后，出道不久的伯格曼妄自尊大，自我感觉棒极了，认定这是一部杰作，“不准剪掉其中任何一尺”，甚至连试映都没有就匆忙首映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拷贝出了重大灾情，糟透了!
伯格曼在酒会上喝得不省人事，次日在一幢公寓的台阶上醒来，看着报纸上的影评，惨不堪言。也就在此时，他的朋友笑容可掬，点到为止地说了一句话。朋友说：“明天照样会有报纸。”
一种标准的西方式幽默。
此话给伯格曼深深安慰。明天照样会有报纸，冷言讥语很快都会过去的，你应该争取在明天的报纸上写下最新最美的内容。伯格曼是幸运的，在他失败的关口，朋友没有喝倒彩，而是用富有哲理而幽默风趣的话给他独到的慰藉力量。
伯格曼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，在下一部电影的制作中，只要有空就去录音部门和冲印厂，学会了与录音、冲片、印片有关的一切，还学会了关于摄影机与镜头的知识。从此再也没有技术人员可以唬住他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。一代电影大师就这样成长起来了。态度决定高度1989年，一位年轻人从中山大学毕业，应聘到万宝冰箱厂。工厂付给他当时令人眼红的400元月薪。但三个月之后，他却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高薪工作，离开单位去中科院攻读硕士学位。
总以为获得硕士文凭之后，他会找一个比万宝冰箱厂薪酬更高的工作，谁知3年之后他到了联想公司，得到的工资是300元，后来公司给他涨到400元。
朋友问他：“你读了3年书，和在万宝冰箱厂有什么差别？”他笑而不答。
一年后，他拿着中山大学本科、中科院硕士、在联想工作一年的简历，应聘新加坡第二大多媒体公司，从30个中国面试者中脱颖而出，拿到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的薪酬，开始了为期6年的异国打工生活。
在新加坡的日子，他先后在8家软件公司任职，后来还进了有名的飞利浦亚太地区总部，他不断地跳槽，别人根本不明白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喜欢钱跳槽，还是为了跳槽而跳槽。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在公司任职的时候，只要是他承接的业务，即使是几千元新币，用户一旦在使用中出现问题，他也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火速赶到。而对于其他软件工程师来说，这种软件的价格根本不配享受这样的技术服务。
在新加坡，他认识了一位同行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出资开办了自己的公司。他又一次炒了自己的鱿鱼。那次创业九死一生，许多人认为他不值，有好工作、有好前程，为什么要把自己从浪峰推向谷底。但是，他成功了。他就是朗科公司创始人，享有“中国闪盘之父”的邓国顺。
对于邓国顺的成功，几乎可以用“奇迹”来形容，他一次次把自己推向“绝境”，每次都从绝境中脱颖而出。但是如果把他的经历串联起来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一开始的目标就十分明确。他所做的每一步，都是他成功的基石。
在朗科的每个会客室里，都挂着一个镜框，上面写着：成为移动存储和无线数据通信领域的全球依靠者。而包括邓国顺在内的所有朗科员工的工作卡背面，则对应着这样一句话：在成立之初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和信念。一个人能飞多高，并非由人的其他因素决定，而是由他自己的态度所制约。二战期间在纳粹集中营中生存下来的维克托·弗兰克尔说；“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，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，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。”
中学生励志冬令营指出看待事物有不同的态度，就会有不同的人生。暂时的困境是最好的老师，他足以让心灵沉静，让头脑成熟。年轻的我们，有着发火的热情。而“热情如火”还需要加上“理性之柴”才能越烧越旺。态度正像一双手，它可以添柴，也可以泼水。以后，当我们面对人性、面对责任、面对困难时，我们要学会用“态度”这双乎决定自己的人生：航向和高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