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独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”？自从孟子提出这个著名的命题以来，“与人乐乐”几乎成了不二法门，特别是在六、七十年代的大陆，“独乐”几乎成了“自私”、“反动”的同义语。其实，“独乐”何尝不是一种境界？特别是身处逆境之时，“独乐”更是一种品格和胸怀的体现；它是对现实环境的超越，也是坚持既定操守的一种形式。孔子称赞颜回说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[1]另外，“独乐乐”和“与众乐乐”也不是冰炭不同器，水火不相容，一个人既可以与民同乐，也可以同时保持愉悦的个人心态，就象杜甫在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中所表现的那样：既为内乱平息、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而高兴，也为自己能结束漂泊、返回故乡而放歌。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也绝非杜甫一人，在苏轼身上表现得也很充分。他的《喜雨亭记》和他弟弟苏辙写的《黄州快哉亭记》，就分别表现了集于他一身的这两种“乐”。
《喜雨亭记》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），苏轼在凤翔府任签判之时。文章记叙了他修亭得雨的经过和以雨名亭的原因，表现了他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情怀；《黄州快哉亭记》则写于元丰六年（公元1083）苏轼被贬于黄冈之时，文章通过赞扬张梦得不以贬谪为意的旷达乐观情怀，来表达苏轼兄弟在逆境中“独乐乐”的人生态度。下面将两文加以比较，借以看出“独乐乐”和“与众乐乐”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所表现出的不同和共通，以及由这种不同和共通所带来的文章结构和手法上的相似和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