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已挨过十年永州（今湖南省零县一带）之贬的柳宗元，再次拖着衰病之躯，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于六月二十七日来到了更僻远也更蛮荒的柳州（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）。柳州建城始于西汉，汉武帝元鼎六年（111年）设谭中县，即以此为县治，地址在今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的驾鹤山。隋代改为马平县，县治移至城北的雀儿山以东。唐代置柳州，下设马平、龙城、洛容、洛封、象县这五县，治所在今日的柳州市，属桂管经略使管辖。当时的柳州，人烟稀少，极其荒僻。至唐玄宗开元年间，柳州的五县仅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户。到了柳宗元被贬的元和年间，更减为三千二百八十七户（据《元和郡县制》记载）。柳宗元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，到了柳州之后又不服水土，于是先罹患了一种奇疮，险些送了性命，后来又得了伤寒，治愈后身体更衰弱。更为痛苦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。无端被贬，壮志成空，同道者无缘再聚，故乡又远在天涯，都使这位感情丰富又脆弱的诗人，镇日感伤不已。他到了柳州后，有一首诗寄给同时被贬的韩泰、韩晔、陈谏、刘禹锡四位同道，这就是有名的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诗：
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
惊风乱颭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茘墙。
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
共来百越文身地，犹自音书滞一乡。
此诗借登高眺远，抒发了诗人叠遭打击、被贬遐荒的忧愤，同时也表达了对同道者的怀念和聚会无期的惆怅，很能代表当时的心境。
但是，柳宗元又是一个不肯苟且因循的人。尽管荒州地僻民穷，自己又身心角瘁，但一上任，就投入繁忙政务，而且昼夜操劳，不得休息。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，留下了众口交赞的政绩。其中之一便是解放奴婢。当时的柳州有一种恶俗：穷人借高利贷，过期还不起钱，就要没身为奴。这样，一方面大批破产农民沦为奴婢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，另一方面不甘心为奴的农民又铤而走险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。柳宗元从同情贫民和维护社会治安出发作出规定，让那些卖身为奴的人，按为奴的时间来计算报酬，报酬与借款相抵时，就自动解除奴役关系。韩愈的政治见解与柳宗元相左，但却很欣赏柳宗元这一做法，当韩任袁州刺史时，就仿此做法解放袁州的奴婢。可见柳宗元这一施政措施的普遍社会意义。柳宗元还是当时少见到具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。他知道要改变柳州这块蛮荒之地的生活条件，单靠务农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发展经济作物。他在柳州提倡植树造林，尤其是种植经济林木。他身体力行，带头在城西北角种了200棵柑桔，并写了一首《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》诗，来表白他种柑树的目的，诗是这样的：
手种黄柑二百株，春来新叶遍城隅。
方同楚客怜皇树，不学荆州利木奴。
几岁花开闻喷雪，何人摘宝见垂珠。
若教坐待成林日，滋味还堪养老夫。
诗中表白他种柑的目的不是学东吴丹阳太守李衡为后代留下遗产，而是学屈原借橘明志。等到柑橘结果，遗惠柳州时，自己大概也能品尝到为政辛劳后的甘甜吧！他还有首《种柳戏题》，同样表达了他欲改变柳州面貌、遗惠后人的愿望：
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
谈笑成故事，推移成昔年。
垂荫当复地，耸干会参天。
好作思人树，惭无惠化传。
柳宗元在柳州，还致力于复兴文化，编写地方志，并“大修孔子庙”，以达到“人去其陋，而本于儒，孝父忠君，言及礼仪”之教化目的。柳宗元来柳州时，当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，天旱江水浅远，往返艰难；雨天更是泥泞难行。当地人也挖过井，可能由于土质不好，屡次崩塌，结果造成一种迷信，柳州不能破土挖井。柳宗元为解决柳州居民饮水困难，亲自勘查地形，选定“城北隍上”作为井址，为了不增加民众负担，动用公帑雇工凿井，“役庸三十六，大砖千七百”。为了开发民智，他又写了《井铭·并序》和《祭井文》以纪其事。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，不仅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，也带有破除迷信之意味。经过他几年的辛勤经营，柳州的经济和文化乃至街道面貌都发生了变化：“凡立屋大小若干楹，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，凡树木若干本，竹三万竿，圃百畦，田若干塍”这对一个人口仅九百户的柳州城来说，确有点“乐生兴事”的景象。柳宗元此时虽身处荒州，却未忘国家大事。在柳州期间，陆续有《平淮夷雅》、《柳州贺平破东平表》、《贺中书门下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》、《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表》等上奏朝廷的表章以及贺诗，表达自己消平藩镇、中兴王室之愿。这说明作者在顺宗永贞时代（805年）的壮志，并未因放逐而消磨殆尽，相反的却老而弥笃，久而愈坚。
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后期，名相裴度（765—839）已经执政。当年朝廷贬谪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为偏远州刺史时，就是靠身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颜上疏，才迫使宪宗皇帝收回成命，才将刘禹锡由播州刺使改为条件较好一些的连州刺使。这说明了裴度对长期远贬的永贞诸人是抱有同情的。此时又加上北归的吴武陵向他推荐柳宗元，所以到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），柳宗元接诏，准备离开柳州，并已向上司管桂观察使裴行立辞行。关于这一点，柳宗元集中虽无记录，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刘禹锡在祭文中说得很明确：“自君失意，沈伏远郡。近遇国士，方伸眉头。亦见遗草，恭辞旧府。”（《祭柳宗元文》）但他还未及成行，就赉志以殁。他在死前一年，与部将魏忠、谢宁等饮酒时，就曾有预感：“吾弃于时而寄于此，与若等好也，明年吾将死。”结果不幸言中。柳宗元为官清廉，柳州又是荒凉之州，所以他死后家境很是凄凉，留下二子二女。长子周六仅六岁，次子周七是遗腹子。长女年龄大些，但也未成人。还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观察使裴行立为孤儿寡妇筹措了费用，由柳宗元的表弟卢遵经办丧事，并把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，归葬于先墓。但柳州百姓并未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无端遭贬的天才诗人，更未忘记他在困顿之中仍为柳州人民兴利除弊、遗惠一方的德政。柳宗元逝世后，柳州人民在城东南的罗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，并且在祠后建了衣冠冢，以享四时香烟。
二
柳侯祠建于唐穆宗长庆二年（822），因为在罗池之畔，又叫罗池庙。宋哲宗元祐七年（1092）赐额“灵文庙”；但历代仍习惯称之为柳侯祠或罗池庙。柳侯祠在元代至大，明代永乐、嘉靖，清代康熙、乾隆几朝，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修葺，但皆毁于兵隳。现在的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筑，壁上存有乾隆时柳侯祠和书院等建筑的石刻图。光绪三十年（1906），此祠址开辟为柳侯公园。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，又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改进。
从柳侯公园南大门向北，迎面就是柳宗元的雕像，风神疏朗，矫首昂视，似无柳州贬谪的忧愤。基座一侧刻有有名的“龙城石刻”铭文。唐天宝元年（742），相传有八龙现于柳江之中，柳州改称“龙城郡”。此铭据说是柳宗元所撰书。全文是：“罗池北，龙城胜地也。役者得白石，上微刻画云：“龙城柳，神所守。驱厉鬼，出匕首。福四民，制九丑。”予得之，不解其理，特欲隐予于斯与？”看来，他把铭文与自己的柳州之贬联系起来，作为自己命运的一个预言。这个石刻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种骆的《续前定录》。这本书作于唐敬宗去世不久。但历代凡说到“龙城石刻”者，以为是赝品者居多。从石刻的原文来看，大概是“厌胜”之类的避邪物。既然是避邪物，总要找一个大人物作载体来传播，这样既增加权威性，又能增加可信度。对柳州人来说，刚去世不久的柳宗元当然是最理想的人物。
从柳侯塑像后面往北走，便是柳侯祠了。门额所刻“柳侯祠”三字，是郭沫若题的，两旁的对联是清人杨翰（宛平人，道光进士，工书画）书的。联云：“山水归来黄蕉丹荔，春秋报事福我寿民。”系集韩愈《享神诗》词语而成。祠内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围，井旁有三方刻石。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《井铭》，另外两方是府志中关于柳宗元凿井等政绩的记载。当时柳州人迷信，不敢破土打井，饮水则取自柳江。而柳江岸高坡陡，天旱江浅，攀岩下江，登涉艰难；雨季江水泛滥，道路泥泞，汲水更加危险。柳宗元到任不及半年，为解决民众饮水之难，立即雇工打井。他以当地专家谈康和尚和井工蒋晏为顾问，在城北湟上选定了井址。为减轻民众负担，他动用了府库六千三百匹布购置器材，并调驻军三十六人来挖井；下挖至七丈四尺深时，“冽而多”的泉水喷涌了出来，“邑人争以灌”。为开发民智，他又写了这篇《井铭》。按汉人懂得用井，历史很久，早在四千多年前，黄河流域的汉民就已懂得用井，河北邯郸沟龙山文化遗迹就发现过水井遗迹。柳州建成在西汉元鼎六年，到柳宗元时代已九百多年。即使柳州再荒僻，也不至于到中唐时代还知道井。实际上，一九八三年在柳州市区东南九头山附近西汉古墓出土文物中，就有陶制的井栏。那么，怎样解释唐时柳州无井呢？我想可能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。一是柳江改道，中唐时的柳州城居民区在柳江故道上，土质疏松，容易崩塌。柳宗元在凿井时还写了一篇《祭井文》，文中说到“唯昔善崩，今则坚好”，就是明证。打井易崩难城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迷信：打井破坏风水，老天不让挖井。这也就是柳宗元在《井铭》中所说的“怨惑讹言，终不能就”。这样长期以往，曾有过的汉井也塌巳毁废了。柳宗元通过当地专家，选井址于城北湟上，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深挖七丈四尺，并用特制的大砖一千七百余块，才得以成功。这也从反面证明此柳江故道上凿井之难。二是柳江穿城而过，虽涉艰难，毕竟有水可饮，于是避难趋易，害中取小，不再打井了。
天井院的两侧是碑廊，陈列宋元以来的碑刻四十多件，以及柳宗元制柳州其间的文物资料。天井院的正北为正厅，内有柳宗元和他三位部将魏忠、谢宁、欧阳翼的画像，为元代石刻。画像的左右即是著名的罗池庙碑和荔子碑，荔子碑高2.2米，宽1.20米，为黑色大理石碑，碑文是韩愈为柳州民众祭祀柳宗元而写的祭歌《迎享送神诗》。因此诗的开头一句是“荔子丹兮黄蕉”，故得此名。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，碑文为苏轼书，镌刻刀锋圆熟，笔画丰腴流走，朱熹称之为“奇伟雄健”，明代王世贞更评为“苏轼书中第一碑”。此碑融合柳宗元之事迹，韩愈之诗文，苏轼之书法，所以一问世，即被视为珍品，称为“三绝碑”。此碑经历颇为坎坷。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，距苏轼去世已一百六十年。为什么苏轼的碑书一百多年后方刻石立庙呢？这与当时的党禁有关。宋徽宗崇宁年间，新党复起，视苏轼等旧党为仇敌。蔡京等在朝门外立党人碑，开列三百零九人的旧党名单。他们的著作一律销毁，子女永远不能在朝为官，甚至忠贞家庭的子孙也不准嫁娶“元祐党人”。作为旧党之首的苏轼著作当然首当其冲，他题写的碑碣当然也不能幸免。崇宁二年曾下诏：“应天下碑碣傍额系东坡书撰者，并一律除毁。”（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）因此，荔子碑当然亦在除毁之例。直到南宋乾道六年（1107年），孝宗朝彻底为苏轼平反，赐谥为“文忠公”，并赠以太师高位，这以后才会有嘉定年间的重新刻石。但是此碑的坎坷并未就此为止。从宋代到明代，该碑又在兵隳中迭遭厄运。据清代《马平县志》载，此碑曾因兵隳毁弃，不知下落，直到明嘉靖年间修筑柳州外城，才从地下失而复得，但碑之一角已残断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柳侯祠被改为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，荔子碑被砌入办公室墙壁之中，用石灰泥巴涂得与墙壁浑然一体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为逃避“红卫兵”扫“四旧”的厄运，好心人又把此碑埋入污泥之中。直到改革开放之今日，已残断的荔子碑方被视为国宝，镶以大理石边，矗立于正厅之内，供海内外人士观赏。至于唐长庆三年（823年）立的《柳州罗池庙碑》韩愈撰文，沈传师（贞元进士，吏部侍郎，工书法）书，因是名人名文名书法，所以也同荔子碑一样，也有“三绝碑”之誉。所不同的是：自宋代以来，对此碑的真伪一直存疑。不过据我所考，此碑应是真迹。因为认为是伪作者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：第一，碑刻落款年月是穆宗长庆元年，但碑记中所列的韩愈和沈传师的官衔则皆是长庆二年后所授；第二，刘禹锡为柳宗元所编的《河东先生集》“序”中，提到韩愈为柳写的两外两篇纪念性文章：《柳子厚墓志铭》和《祭柳子厚文》，唯独没有提到《罗池庙碑》；第三，柳宗元在柳州任职是刺史，到宋代才被加封为文惠侯，而《罗池庙碑》却称柳宗元为柳侯。另外还有一些个别人提出的疑点，诸如：“从书法上看，也不像沈传师字体”；柳宗元生前没有提到过罗池，刘禹锡也没有提到过罗池，“偏偏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四年，对罗池如此感兴趣，不能不使人疑是伪作”；“庙碑内容、风格与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、《祭柳子厚文》完全不同”。⑴关于第一个疑点，欧阳修和朱熹都认为是“后人传模者的误刻”。其实更大的一种可能是罗池庙与罗池庙碑之间有个时间差：罗池庙建于长庆元年，《罗池庙碑》则作于长庆二年之后（欧阳修惹认为是长庆三年），但沈传师在书碑时为了与建庙时间保持一致，倒填了年月，这样造成了《罗池庙碑》落款为长庆元年，文中却出现了韩愈、沈传师长庆二年才得到的官号。在古代寺庙碑记中，建庙在前，作碑在后的事例是不少的。在退一步说，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朱熹，都只是说后人误刻，也从未怀疑此碑的真实性。至于第二点疑问则决定于刘禹锡写《柳河东集序》的时间。柳宗元死于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十一月八日，韩愈的《祭柳子厚文》作与元和十五年五月，至于《柳子厚墓志铭》的写作时间，据刘禹锡《祭柳子厚文》中提到的韩愈袁州改牧一事，应为元和十五年九月。而从第一点的考论可知，《罗池庙碑》则写于长庆二年之后，此时距柳宗元去世已经近四年。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刘禹锡的《柳河东集序》作于元和十五年九月之后，长庆三年之前，这样看到韩愈写的前两文而没有看到《罗池庙碑》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不能设定刘禹锡的《柳河东集序》一定写于《罗池庙碑》之后，并以刘文未提《罗池庙碑》为椐，来反断此碑是伪作。至于第三点，似更不足椐：其一，古代称州牧为侯，这是通例，《诗经》孔颖达疏就说“侯为州牧也”，李清照就称知湖州的丈夫赵明诚为“赵侯”，韩愈在《送杨少尹序》中称河中郡少尹杨巨源为“杨侯”，所以韩愈在《罗池庙碑》中称时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为“柳侯”毫不足怪。其次，古代诗文中也常将“侯”作为士大夫的尊称，如杜甫称李白为李侯：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，“李侯金彦闺”⑵；韩愈称员外郎殷洧为“殷侯”，⑶皆是例证。至于说柳宗元、刘禹锡文章中没有提到罗池，应当是很正常的。因为韩愈提到罗池，是因为柳州人在罗池为柳宗元建庙，柳宗元生前不可能预知死后四年，柳州人要在罗池为他建庙，甚至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柳州。在柳的眼中，罗池不过像柳州的其它许多处所一样，他不可能处处都写入诗文之中。刘禹锡未提罗池，也只能说明《柳河东集序》是写于建罗池庙之前。至于内容风格方面的问题，一是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风格，就像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”，我们怎么能要求墓志铭、祭文和庙碑是同一种风格呢？再说，一个大作家、大书法家都会有多种风格，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：杜甫诗歌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，但他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却是一个“喜”字贯穿其中，完全是开朗乐观基调；李白诗歌以豪放飘逸名世，但他的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却是那么质朴与内敛。更何况，韩愈一生“唯陈言之务去”，以创新为己任呢！所以以风格不同来断定《罗池庙碑》为伪作，似无多少道理。
柳侯祠正厅之后约十米，即“柳侯墓”。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，柳宗元殁于柳州。一年后，由其表弟卢遵将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棲凤原（今西安市临潼境内）安葬。柳州百姓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，就在其棺木厝放处建一座衣冠冢。原为毛石砌墓，后于清代重建，碑题为“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”。联曰：“文能寿世，惠以养民。”“文革”中期这墓被“红卫兵”毁平。“文革”末期“评法批儒”时才修复，郭沫若题额碑“唐代柳宗元衣冠墓”。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。原来柳州人为纪念柳宗元手种黄柑二百株，遗惠柳州，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，堂内有刻石，刻有柳宗元的《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》一诗。据宋人陶弼诗中记载，宋时此堂和刻石仍在。其后原址塌废，文物荡然。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始在东面的罗池上另建香亭，后又移至罗池畔，并立碑记其事。后又几经反复兴废，现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间的样式而重建的。
柑香亭之东即罗池。据明人李西涯《罗池书屋记》载：“罗池在柳州城东二百武，广袤可数里。”唐代更在远郊，面积更大。由于淤塞，池面逐渐缩小；到了清代，仅长十二丈，宽六丈了（清《罗池庙址界碑记》）。清代的柳州城区已扩大到罗池。它的南面即罗池街，街右为太平桥，现在已成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