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，赵超先生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，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石刻、简牍帛书、玺印等铭刻资料，对古代壁画墓以及相关的壁画、画像石、雕刻也有极大兴趣，另外，他还从事过古代服饰文物的研究，着眼于揭示古代服饰的变化过程与文化背景，出版了《华夏衣冠五千年》等一系列专着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曾为北大考古专业讲授过“古代石刻”，并据此完成在考古文物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《中国古代石刻概论》这一专着。此后，他又完成了《古代石刻》《二十世纪简牍帛书的发现与研究》《中国古代墓志通论》等专着。由他来谈石刻与考古这一话题，可谓本色当行。
石刻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，晚清文人学者当中就流行过“金石热”，现在石刻研究又成了热门话题。您怎么看这种对石刻的持续不断的关注？
赵超：现在石刻研究也不能算是一个热门吧。只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石刻的人多一点而已。传统的金石热和现代的石刻研究从根本上是不同的。晚清文人的金石热主要是一种上层文化消遣，“避席畏谈文字狱”，躲开政治，玩玩古物。传统国学家搞金石学，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文字石刻上，连图像都不怎么涉及，主要就看字。这跟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有关，所谓金石之学是附着于传统经学的，目的主要在于“证经补史”。传统文人能从石刻里找出一点和经史有关的材料做一番考证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而现代研究古代石刻，首先应该从属于考古学。考古学是伴随着现代学术发展才在中国出现的，涉及面非常广，古人留下的一切文化遗迹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。考古学注重实物考察，尤其注重下到田野进行调查发掘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中国有一段时间向“老大哥”苏联学习，苏联的考古学研究所特别唯物主义，不叫考古所，叫“物质文化研究所”。所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曾经也受苏联很大影响，注重研究物质文化。这和专门研究文字的金石学就很对立了。金石学甚至还被称为遗老遗少的学科，边缘化了很多年。
从考古学的角度看，石头就是一种物质，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过什么作用，形成了哪些实用形制，通过石刻如何表达人的各类思想、感情？这些都应该纳入现代的石刻研究。所以，我现在做的石刻研究，基本上是从考古这个角度出发，而不仅仅是传统的金石之学。但是文字石刻有自己的特点，尤其古代中国有丰富悠久的文献记载历史，所以，仅从物质研究的角度去研究石刻是不够的，传统金石学的一些研究还有其价值所在。近几十年来，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，考古学如何去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的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对石刻资料的关注与研究应该也与学术界研究方向、研究思路的改进有关吧。
研究石刻的人以前比较少，这几年多了一点，尤其是各个高校里面，很多做历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，都开始逐渐注意到了石刻材料。一方面，这跟新出土的石刻越来越多有一定的关系，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学术风气的变化、学术视野的拓宽。这些学者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关注过石刻，慢慢地才发现，这里面有这么多可以做的材料、可以做的文章。旧的材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石刻里面能够找到很多新的课题。但是这些学者的做法与传统金石学的路数非常接近，还是局限于石刻的文字内容，进行资料考据。而我做的考古学研究强调的是从各种石刻材料实际的形制情况入手，梳理石刻发展变化的过程。这是我跟他们最大的一点不同。
以前做传统石刻研究的人似乎不太考虑石刻的形制问题。
赵超：关于石刻的形制，一般人最经常说的就是碑。只要提起石刻，就用碑来代替。因为他平常见到的碑最多，受碑的影响也最大。实际上，石刻的内容相当丰富，我借助考古学研究方法去做过具体的分类。就拿有文字的石刻来说，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石刻形制也很多，有碑，有墓志，有造像题记，有买地券、镇墓券、舍利函等，大致上可以分成十一类。传统金石学家的分类比我多得多，晚清学者叶昌炽在《语石》里面分了几十类，有些分得特别细，像什么井阑、香炉，这些东西都给分成一类。虽然确实形制不同，但由于现存材料不多，显得有些琐碎。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些东西都归为一个大类：器物的附属铭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