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少游词云：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金与玉向来为中国人所珍视，国学文化冬令营小编表示一个金光外显，一个宝光内敛，它们的结合恰为互补，在奢华与低调，绚烂与平淡中求取平衡。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金玉器物无一不在述说着此番“金玉良缘”。
金风玉露一相逢
黄金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，它就像一条金色的血脉，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。这种不易折损的稀有金属天然地带有璀璨绚丽的质地，不管是世界上何种文明，都能对它的珍贵奢华达成共识。
对玉石的长期崇拜则为中华文明所独有，中国人拥有长达近万年的用玉史，新石器时代时期，当先民可以打磨工具的时候，这种温润而散发着美丽光泽的石头，就与其他石头区别开来，被当作祭祀或礼仪用器。文化的层层发展与积淀之后，玉石又被赋予“五德”，君子以佩玉为荣，无故玉不去身。
我们无从揣测，这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材质是如何结合在了一起，它们一个光芒外露，一个光华内蕴，一个奢华，一个低调，一个绚烂至极，一个又归于平淡。或许是人的天性中就有好上加好、精益求精的愿望，梦想在两种名贵之物的叠加中达到奢华的顶峰；或许是出于对残损的玉石的怜惜，让流动多变的黄金来弥补玉的缺憾......
无论金玉器物如何产生，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，金与玉碰撞出绚丽的火花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美。就像人们对黄金与玉石所做的一样，人们对两者的结合也逐渐超脱使用与审美，开始赋予其精神、道德、人格与文化。从那些流传至今的与金玉有关的成语中就可见一斑：金玉满堂、金相玉质、金科玉律、金枝玉叶......在中国人眼中，金玉器物代表了吉祥的寓意和美好的祝愿，它不仅吸收了玉文化中的“德”，而且其绚丽多彩的外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更是蕴含了远远超出感官美学的深远意义。
有眼不识金镶玉
关于金镶玉的出现，有这么一个传说。
相传春秋时楚国的和氏璧几经流转，到了秦始皇手中。秦始皇命人将其制成玉玺，镌李斯所书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字，刻五龙图案，视若珍宝。秦灭汉兴，刘邦将其作为传国玉玺，传至西汉末年，两岁的孺子婴即位，藏玉玺于长乐宫。时逢王莽篡位，王莽胁迫孝元皇太后交出玉玺。太后不从，一怒之下掷玉玺于地，摔掉一角。王莽命巧匠以黄金修补，修补后，玉玺更加光彩夺目，被命名为“金镶玉玺”。传说这便是“金镶玉”的由来。
实际上，金玉结合的器物早已有之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异常精美了。诸如陕西韩城出土的一把精雕细镂的金鞘玉剑，是在祭祀等重要场合使用的一种礼器，为春秋时芮国贵族所有。又比如河南辉县出土的一个战国时期包金嵌玉银带钩，以鎏金龙纹作装饰，精巧细致，雍容华贵。
金玉因为稀有，向来是权贵之物。它们为帝王或者王公贵族所把持，是财富也是权力的象征。金镶玉玺自然是天子之物，金鞘玉剑亦并非战场杀敌的兵刃，而是贵重的礼器，而金嵌玉银带钩的龙纹，也隐含着权力的威仪。
古人有谚云：“有眼不识荆山玉。”和氏璧产自荆山，此谚是说美玉藏于石中，并非人人得以辨识，含有眼不识 泰山之意。或许是因为嫌“荆山玉”不够通俗，民间又改之为“有眼不识金镶玉”。如此一改，倒也说得通，金玉器物，原本就不是寻常人家所有，也不是人人得以一窥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它为统治阶级所垄断，是阶级地位的象征。
古人以金玉为灵物，认为它们能够通神，甚至能延续生命。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个承盘高足杯证明了这一点，它由一个青玉杯、一个托架和一个承盘三部分组成，造型呈三龙拱杯之势，由金、银、玉、铜、木五种材料作成。秦汉时期的帝王相信饮甘露服丹药、玉屑可以长生不死，这件承盘高足杯想来就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的器具。
汉代“视死如生”，在厚葬制度下，更诞生了“金缕玉衣”这种豪奢至极点的金玉器物。据《后汉书?礼仪志》记载，玉衣分金缕、银缕和铜缕。通常是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，诸侯王、列侯使用银缕玉衣，而大贵人、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。孔子国学冬令营小编表示据考证，这种玉衣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，所耗玉片、金丝之巨暂且不说，玉片之间如何无缝对接，如何做到表面平整，颜色协调，金丝如何纤细如发，都是对古时工匠的严酷考验。
“有眼不识金镶玉”，其实怪的不应该是人们视野的狭小，只要看看帝王贵胄们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生死用度，无论是用来承聚甘露的高足杯，还是巧夺天工的金缕玉衣，又有哪一件是寻常百姓可以梦见的？